许多年后，当我躺在城市里温暖舒服的床上，耳边偶尔还会响起大兴安岭的风声。那风声里，总夹杂着一个女人沉默的叹息，和一盏煤油灯下，忽明忽暗的火光。
从1968年的那个冬天，到我最终离开那片林海，不过短短两年。可那两年，却像一把刻刀，在我往后所有平顺的日子里，都留下了一道无法磨平的印痕，每当午夜梦回，那道印痕便会隐隐作痛。
那痛楚里，藏着一个女人的名字，林秀。
一切，都要从马场长把我领到那间半山腰的防火瞭望哨木屋前说起。
第一章 楚河汉界
1968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，也特别冷。我，陈念，一个刚满十九岁、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，背着一个塞满了书籍和单薄衣物的帆布包，在绿皮火车和解放牌卡车的轮番颠簸下，被丢进了大兴安岭这片无边无际的林海雪原。
林场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还要艰苦。短暂的集体培训后，我被分配到了最远的七号哨所，负责冬季防火瞭望。场长马卫国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脸膛被山风吹得像块紫红色的猪肝，说话声如洪钟，烟瘾极大。他拍着我的肩膀，喷出一口浓烈的烟雾，说：“小陈，知识分子，眼神好，这活儿适合你。”
我当时还傻乎乎地点头，以为这是对我的器重。直到他领着我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，来到半山腰那间孤零零的木屋前，我心里的那点激动才被寒风吹得一干二净。
那是一间真正的“木屋”，用粗大的原木搭建，缝隙里塞着干苔藓和泥巴，屋顶压着厚厚的雪，像戴了顶白帽子。一阵山风刮过，整间屋子都发出“吱呀”的呻吟，仿佛随时会散架。
“马场长，就我一个人在这儿？”我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，哈出的白气瞬间结成了冰霜。
“一个人哪儿行？防火期得两个人一班，二十四小时轮流盯着。你的搭档，早就在里头了。”马卫国说着，推开了那扇厚重的木门。
一股混杂着木柴燃烧、煤油和某种淡淡皂角味道的暖气扑面而来。屋子不大，一眼就能望到底。正中间是个砖砌的火炉，炉火烧得正旺，映得四壁忽明忽暗。左边是盘火炕，炕上铺着一张看不出颜色的旧芦苇席。右边靠墙，则是一张用木板临时搭建的简陋地铺。
一个女人正背对着我们，蹲在火炉边，手里拿着火钳，正专注地往炉膛里添着木柴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袄，袖口和膝盖处都打着补丁，头上包着一块灰色的头巾，只露出一段白净但略显消瘦的脖颈。
“林秀，这是新来的大学生，陈念。后来，他就跟你搭班了。”马场长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响亮。
女人闻声站了起来，转过身。我这才看清她的脸。她大致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五官清秀，只是脸色有些苍白，眼角带着一丝与年龄不符的疲惫。她的眼睛很亮，像两汪深潭，静静地看着我，没有太多表情。
“你好，我叫陈念。”我有些局促地伸出手，又觉得不妥，尴尬地缩了回来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她也只是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回应。她的声音很轻，像雪花落在地上的声音，几乎听不见。
马卫国似乎对这种沉默习以为常，他指了指地铺，对我说：“小陈，你就睡这儿。条件是艰苦了点，年轻人，多锻炼。林秀是我们场里的老职工了，有啥不懂的就问她。”他又转向林秀，语气里多了几分不容置疑的命令，“林秀啊，小陈是城里来的，没经过事，你多担待着点。”
林秀依旧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交代完一切，马卫国便转身离开了，厚重的木门“哐当”一声关上，将外面的冰天雪地彻底隔绝。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她，还有炉火燃烧时发出的“噼啪”声。
气氛尴尬到了极点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把帆布包放在地铺上，开始整理我那点可怜的行李。几件换洗的衣服，两本被翻得卷了边的《毛主席语录》和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还有一个搪瓷缸子和牙刷。
她则像个沉默的影子，继续忙活着她的事。给炉子上的水壶添满雪水，用抹布擦拭着那张缺了角的木桌，然后拿起针线笸箩，坐到炕沿上，借着煤油灯昏黄的光，开始缝补一件破旧的衣裳。
整个过程，她没有再看我一眼，仿佛我只是一个闯入她领地的陌生摆设。
我整理好东西，在地铺边坐下，手脚冻得发麻。火炉的温暖渐渐驱散了身上的寒意，却驱不散心里的局促。一个年轻男人，一个年轻女人，就这样被安排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木屋里，日夜相处。在1968年，这意味着什么，我心里隐约有些不安。
“那个……林大姐，”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打破了沉默，“我们这瞭望，具体是怎么个章程？”
她手里的针线顿了一下，抬起头，那双清亮的眼睛看了我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白天，轮流上屋顶的望台，一个时辰一换。晚上，下半夜警醒点就行，主要听着风声，别让炉火熄了。”
她的普通话带着点本地口音，但吐字清晰。
“哦，好。”我点了点头。
之后，又是长久的沉默。我实在找不到话题，只能拿起那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假装认真地阅读。可我的眼角余光，却总是不由自主地瞟向她。
她缝补的动作很熟练，手指在昏黄的灯光下穿梭，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蝴蝶。她的侧脸很安静，长长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阴影。我突然意识到，马场长在介绍她时，只说了她是老职工，却没提她的家庭。这么年轻的女人，一个人待在这深山老林里，总觉得有些不寻常。
晚饭是她做的。玉米面糊糊，一碟咸菜。她把一大碗递给我，自己盛了小半碗，就着咸菜，默默地吃着。我饿极了，顾不上客气，呼噜呼噜地喝着，滚烫的糊糊下肚，整个人都暖和了起来。
“谢谢。”我吃完后，把碗递给她。
她接过碗，依旧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拿到屋角的水桶边，用冷水把碗筷洗得干干净净。
夜幕降临，窗外的风声开始变得尖利，像野兽的嚎叫。木屋的墙壁被风吹得簌簌作响。我躺在地铺上，身上盖着一床又薄又硬的旧棉被，寒气还是不停地从木板的缝隙里钻进来。
火炉是我们之间的一条楚河汉界。她睡在温暖的火炕上，我睡在冰冷的地铺上。我们之间隔着三四米的距离，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。我能听到她均匀的呼吸声，在风声的间隙里，清晰可闻。
我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陌生的环境，呼啸的北风，还有一个陌生的女人，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惶恐。我开始想念上海的家，想念母亲做的热汤面，想念弄堂里嘈杂的人声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时，忽然感觉身上一沉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只见林秀正把她自己炕上的那床厚棉被，轻轻地盖在了我的身上。
我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就要坐起来：“林大姐，这……”
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唇边，做了个“嘘”的手势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地铺冷，你刚来，不习惯。盖着吧，我睡炕上，有火气，不冷。”
说完，她没等我拒绝，就转身回到了炕上，用她那床薄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背对着我，再也没有动静。
我躺在床上，身上盖着两床被子，其中一床还带着她身上淡淡的皂角味和体温。寒意被彻底驱散了，可我的心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说不出的滋味。
那一夜，我睡得格外安稳。炉火彻夜未熄，将这间破旧的木屋，烘烤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。
第二章 沉默的温柔
在七号哨所的日子，就像屋外单调的雪景，日复一日。我和林秀之间的交流，依然少得可怜。大多数时候，都是我说，她听，或者用最简单的“嗯”、“好”、“行”来回答。她像一口深井，无论我投下什么样的石子，都听不到回响。
白天的瞭望工作枯燥而艰苦。屋顶上用木头搭了个简易的台子，四面透风。站在上面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不出十分钟，手脚就冻得没了知觉。每隔一个小时，我们就轮换一次。从望台上下来的人，第一件事就是冲到火炉边，把冻僵的手脚烤得通红发痒，才能缓过劲来。
我这个城里来的青年，在这种环境下显得格外笨拙。劈柴的斧头总是不听使唤，砍了半天，木柴还是纹丝不动；去山涧挑水，常常在雪地里滑倒，洒掉半桶水。每当这时，林秀总会默默地从我手里接过工具，三下五除二地搞定一切。她从不嘲笑我，也从不指责我，只是用行动告知我，该怎么做。
她的话虽少，心却极细。她会把最干燥、最易燃的木柴留到半夜用，确保炉火不会在我睡着时熄灭。她会在我从望台下来时，提前把一个烤热的土豆塞进我手里。她发现我的棉鞋底子薄，就用碎布和麻线，纳了一双厚厚的鞋垫给我垫上。
她做的这一切，都像她的人一样，安安静静，不着痕迹。我道谢，她也只是淡淡地点点头，仿佛那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
这种沉默的温柔，比任何热烈的话语都更让我感到温暖，也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心慌。我越来越好奇，这个女人身上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故事，才让她变得如此隐忍和沉默。
转机发生在我上山半个月后。那天夜里，风雪交加，气温骤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。我轮值下半夜，却在凌晨时分被一阵剧烈的寒战惊醒。我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冰窟窿，浑身抖得像筛糠，牙齿咯咯作响。紧接着，一股灼热感从身体内部升起，头痛欲裂。
我知道，我发高烧了。
我挣扎着想去喝口水，却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。就在我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一双冰凉但柔软的手抚上了我的额头。
“这么烫！”是林秀的声音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焦急。
我勉强睁开眼，看到她正跪在地铺边，煤油灯的光映着她满是忧虑的脸。
“林大姐……我……我没事……”我虚弱地说。
“别说话！”她不由分说地把我的被子掖得更紧，然后迅速起身，用毛巾浸了冷水，敷在我的额头上。刺骨的冰冷让我打了个激灵，头脑清醒了一些。
那一夜，她没有再睡。她一会儿给我换冷毛巾，一会儿又用勺子，一小口一小口地给我喂温水。炉火被她烧得旺旺的，整个木屋温暖如春。可我身上的寒意却丝毫未减，依旧抖个不停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的高烧不但没退，反而烧得更厉害了，开始说胡话。我隐约记得，自己一直在喊“妈”，喊着要回家。
在意识模糊中，我感觉林秀用一个大盆端来了什么东西。她掀开我的被子，用温热的雪水，一遍又一遍地擦拭我的身体，尝试用物理方法帮我降温。她的动作很轻柔，很仔细，像是在照顾一个孩子。
等我再次清醒过来，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。窗外的风雪已经停了，阳光透过窗户纸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身上的高烧退了，只是浑身酸软无力。
我一睁眼，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米粥香味。林秀正坐在炉边，小火慢熬着一锅粥。看到我醒了，她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。
“醒了？感觉怎么样？”她走过来，摸了摸我的额头，“烧退了。”
“林大姐，谢谢你。昨晚……给你添麻烦了。”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。
“说什么傻话。”她第一次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跟我说话，“出门在外的，谁没个头疼脑热的。快起来，喝点粥，暖暖胃。”
她扶我坐起来，在我身后垫了个枕头，然后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大米粥。在那个人人都吃粗粮的年代，一碗纯粹的大米粥，珍贵得像救命的灵药。我看着碗里晶莹的米粒，眼眶一热，差点掉下泪来。
“这米……是你的口粮吧？”我哽咽着问。林场里，只有正式职工每个月才有少量的大米配额。
她没回答，只是把勺子塞到我手里，轻声说：“快吃吧，别凉了。”
我一勺一勺地喝着粥，那不仅仅是米粥，更是救我于危难的恩情。我心里暗暗发誓，后来必定要好好报答她。
这场病，像一块投入冰湖的石头，彻底打破了我们之间那层坚冰。病好之后，我发现林秀不再像以前那样刻意与我保持距离了。偶尔，她会主动跟我说几句话，问问我上海家里的情况，问问我读书时的事情。
而我，也开始主动承担起更多的活计。劈柴、挑水，哪怕干得笨手笨脚，我也抢着去做。我不想再让她把我当成一个需要照顾的“大学生”，我想让她知道，我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。
在一个无事的下午，我们俩坐在炉边烤火。我正在给她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里面的片段，她则安静地听着，手里纳着鞋底。
“保尔·柯察金，真是个英雄。”听完一段，她忽然轻声感叹道。
“是啊，他的意志比钢铁还坚强。”我合上书，看着她说，“林大姐，你也很坚强。”
她手里的动作停住了，抬起头，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，似是悲伤，又似是怀念。她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。
“我这点苦，算什么。”她幽幽地开口，目光投向窗外皑皑的白雪，“我男人……他才是个真正的英雄。”
这是她第一次，主动提起她的丈夫。
第三章 丈夫的军大衣
“我男人叫李卫东，也是这个林场的工人。”
林秀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。她的目光没有焦点，仿佛穿透了木屋的墙壁，看到了遥远的过去。那个下午，阳光很好，雪地反射的光让屋子里格外明亮，我第一次有机会，如此清晰地看清她脸上的每一丝细微的表情。
“他啊，就是个傻大个，力气大得像头熊，心眼却实诚得像块木头。”她说到这里，嘴角竟然微微向上翘了一下，那是我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近似于笑容的表情，虽然转瞬即逝，却像冬日里的一缕暖阳，照得我心里一暖。
“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。第一次见面，他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，脸涨得通红，半天憋出一句话，说‘俺会好好干活，让你顿顿吃上白面馍’。那时候，能说出这话，就是最实在的承诺了。”
她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，手中的针线活也停了下来。我没有打扰她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我知道，她正在向我敞开一道尘封已久的心门。
“他真是说到做到。进了林场，他是最肯卖力气的一个。别人伐一棵树的功夫，他能伐一棵半。场里发的补助、奖金，他一分钱都舍不得花，全攒着，给我扯了新布做衣裳，买了城里才有的雪花膏。他自己呢，一年到头就穿着那件褪了色的旧军大衣，那是他从部队复员时带回来的，宝贝得跟什么似的。”
“他是当兵的？”我有些惊讶。
“嗯，在部队里还是个班长呢，拿过嘉奖。”她提起这个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。“他说，林场和部队一样，都是保卫国家。部队是防敌人，林场是防火灾，都是顶天立地的事。”
“他人缘也好，谁家有困难，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帮忙。东家屋顶漏了，他去修；西家牛丢了，他跟着满山找。场里的人都叫他‘热心肠李卫东’。那时候，我跟着他，走到哪儿都觉得脸上有光。”
她的声音越来越低，那丝骄傲也渐渐被一层浓得化不开的悲伤所取代。
“我们结婚第二年，有了栓子。孩子出生那天，他高兴得像个傻子，抱着孩子在院子里转了十几圈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，‘我李卫东有后了！’他对我说，秀，等栓子长大了，也送他去当兵，保家卫国，做个像保尔·柯察金一样的英雄。”
“栓子……是你的孩子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我从未见过孩子，也从未听她提起过。
林秀的眼圈红了，她低下头，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。“嗯。他走后，我一个人在山上照顾不了，就把栓子送到山下的我娘家去了，每个月才能下山去看他一次。”
原来如此。我心里一阵酸楚。一个年轻的母亲，却要和自己的孩子骨肉分离，独自在这深山里忍受孤寂和艰辛。
“那……李大哥他，是怎么……”我问不出口，但她已经清楚了我的意思。
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炉火的噼啪声，此刻显得格外刺耳。
过了许久，她才重新开口，声音沙哑得厉害：“是三年前，也是一个冬天。一场大火，从邻省的山头烧过来的，火借风势，眼看就要烧到我们这片林区了。”
“全场的人都上山去打火了，他也去了。火势太大了，浓烟滚滚，几十米外都看不清人。大家都在外围挖隔离带，他却带着几个年轻人，说要去火场深处，砍倒几棵关键位置的大树，阻止火势蔓延。”
“场长不让，说太危险了。他说，‘我是党员，是退伍军人，我不上谁上？’说完，他就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，扔给了旁边一个冻得发抖的年轻工人，只穿着一件单衣，就带着人冲进了火场。”
林秀的眼泪，终于忍不住，一滴一滴地落在了她膝盖上的针线笸箩里。
“那场火，打了三天三夜才灭。场里的人都回来了，一个个熏得跟黑炭似的，可都活着。只有他……还有跟他一起进去的两个小伙子，再也没出来。”
“后来，救援队在山谷里找到了他们。他们砍倒了那几棵树，成功阻止了火势，可自己却被倒下的大树和山石堵住了退路，被烟活活呛死了……”
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疼得喘不过气来。我无法想象，一个女人在得知这样的噩耗时，会是怎样的绝望。
“开追悼会那天，全场的人都来了。马场长念了很长的悼词，说他是英雄，是烈士。那个被他救了的年轻工人，把那件军大衣洗得干干净净，还给了我。他说，‘嫂子，这大衣，比我的命还金贵’。”
林秀站起身，走到炕尾，打开一个陈旧的木箱子。箱子一打开，一股浓浓的樟脑味扑面而来。她从箱底，小心翼翼地捧出了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军大衣。
那件军大衣已经很旧了，颜色洗得泛白，领口和袖口都磨破了边，但上面没有一个补丁，看得出被主人精心保存着。
她把军大衣抱在怀里，脸深深地埋了进去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，压抑了许久的哭声，终于在这一刻，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木屋里，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。
那哭声里，有思念，有悲痛，有委屈，更有这三年来，她一个人苦苦支撑的所有艰辛。
我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，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。任何语言，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我只能走上前，轻轻地，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。
她没有躲开。
那一刻，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，从未如此之近。我不再仅仅是同情她，更从心底里生出一种敬佩和想要保护她的冲动。
她哭了很久，直到把三年的眼泪都流干，才渐渐平静下来。她抬起头，眼睛肿得像桃子，脸上却带着一种雨过天晴后的平静。
“小陈，让你见笑了。”她用沙哑的声音说。
“林大姐，你别这么说。”我摇了摇头，“李大哥，他是个真正的英雄。”
她看着我，眼神里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暖意。她把军大衣重新叠好，放回箱子里，仿佛完成了一个庄严的仪式。
“他走了，可我得好好活着，把栓子拉扯大。场里照顾我们孤儿寡母，给我安排了这个轻省的活儿。别人都说我命苦，可我知道，比起他，我这点苦，又算得了什么呢。”
她重新坐回炕沿，拿起了针线，继续缝补那件衣服。她的动作依旧那么沉静，可我却觉得，眼前的这个林秀，和之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她的沉默，不再是冰冷的隔阂，而是一种饱经风霜后的坚韧和从容。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真正地理解她。我不再尝试用无趣的话题去打破沉默，而是学着用行动去分担她的辛劳。我会提前把水挑满，把柴劈好，会在她疲惫的时候，主动要求多值一个小时的班。
我们的交流，更多地融入了这些无声的默契之中。一个眼神，一个手势，彼此就能心领神会。木屋里的气氛，不再是尴尬的沉寂，而是一种安宁的静谧。
炉火依旧在燃烧，映着我们两个人的身影。窗外，依旧是漫长的黑夜和呼啸的北风。可我的心里，却不再感到孤独和寒冷。由于我知道，在这间破旧的木屋里，有一个坚韧而温暖的灵魂，与我相伴。
第四章 流言如风
日子在平静和默契中一天天滑过，转眼间，大雪封山已经两个多月。我和林秀之间的关系，也从最初的陌生和尴尬，变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亲近。我们像是一家人，在这间小小的木屋里，共同抵御着外界的严寒。
我开始习惯了她的沉默，甚至能从她细微的表情变化中，读懂她的情绪。她也渐渐对我放下了防备，偶尔会和我聊起儿子栓子的趣事，脸上会泛起温柔的母性光辉。
我发现她实则很爱笑，只是生活磨去了她的笑容。有一次，我给她讲了一个在上海听来的笑话，她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。那笑声清脆悦耳，像山涧里的泉水，让整个沉闷的木屋都明亮了起来。看到她笑，我心里也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满足。
我甚至开始觉得，这样与世隔绝的日子，也并没有那么难熬。白天，我们一起工作，一起吃饭；晚上，她坐在炕上缝补，我坐在地铺上看书，炉火噼啪作响，偶尔抬头相视一笑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宁和谐。
不过，这种平静，终究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假象。深山里的木屋可以隔绝风雪，却隔绝不了人世间的流言蜚V语。
变故发生在我下山领取补给的那天。按照规定，哨所每半个月可以派一个人下山，领取米面油盐等生活物资。这一次，林秀说她有些不舒服，便让我一个人去。
我背着空空的麻袋，在雪地里跋涉了两个多小时，才回到了场部。场部的气氛比山上热闹多了，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工人。我领了物资，正准备离开，却被同是知青的赵卫东给拉住了。
赵卫东比我早来林场一年，在采伐队工作，人很机灵，消息也灵通。他把我拉到一个偏僻的角落，递给我一支烟，神秘兮兮地问：“陈念，在山上待得怎么样？滋润吧？”
“什么滋润不滋润的，快冻成冰棍了。”我没好气地回答，我不抽烟，便把烟夹在耳朵上。
“行了，别跟我装了。”赵卫东挤眉弄眼地笑了，“孤男寡女，干柴烈火的，在山上当一对神仙眷侣，不比我们这些在下面累死累活的强？”
他的话像一根刺，瞬间扎进了我的心里。我的脸“唰”地一下就白了。“赵卫东，你胡说什么！”
“我胡说？目前全场的人都在传，说你小子有本事，把李卫东那个俏寡妇给拿下了。”他压低了声音，语气里满是戏谑和嫉妒，“还有人说，看见马场长好几次黑着脸从你们哨所那边下来。你小子，小心点，别把场长给得罪了。”
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仿佛被重锤击中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和林秀之间那种纯粹的、相互扶持的关系，在别人的嘴里，竟然变得如此肮脏不堪。
“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！”我几乎是吼了出来，声音由于愤怒而颤抖。
“行行行，没有就没有，你跟我吼什么。”赵卫东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，悻悻地说，“我也就提醒你一句。林秀那女人，长得是不错，可也是个是非窝。她男人死后，打她主意的人不少，马场长就是其中一个。你啊，别陷进去了，咱们知青，早晚是要回城的，犯不着为个寡妇，把自己的前途给搭进去。”
我再也听不下去，一把推开他，背起沉重的麻袋，头也不回地朝山上走去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的心里翻江倒海。赵卫东的话，像无数条毒蛇，啃噬着我的神经。原来，在我们享受着那份宁静的时候，山下早已是风言风语。原来，马场长那看似“关心”的背后，竟然隐藏着这样的心思。我回想起他每次上山来检查工作时，那双在林秀身上来回打量的眼睛，心里一阵恶寒。
更让我感到恐惧的是，这些流言蜚语，对林秀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她是一个烈士的遗孀，名声对她来说，比生命还重大。如果这些污秽的言语传到她的耳朵里，会给她带来多大的伤害？
我不敢想下去。
回到木屋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林秀已经做好了晚饭，见我回来，她像往常一样迎上来，想帮我卸下麻袋。
我却下意识地躲开了她的手。
她愣了一下，看着我阴沉的脸，关切地问：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“没事。”我把麻袋往地上一扔，冷冷地吐出两个字。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，我心里充满了愤怒、羞愧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我气那些嚼舌根的人，也气自己的无能，无法保护她免受伤害。
那顿晚饭，我吃得食不知味。林秀几次想开口问我，都被我冷漠的态度堵了回去。我们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温暖和默契，仿佛在一瞬间，就被山下的流言彻底击碎了。
晚上，我躺在地铺上，辗转反侧。我开始刻意地审视我们之间的一举一动。她给我纳的鞋垫，她在我生病时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我们之间那些相视而笑的瞬间……在流言的滤镜下，这一切似乎都变了味。
难道说，我们真的走得太近了吗？
我不敢再看她，不敢再和她说话。我开始用沉默和冷漠，在我们之间重新筑起一道墙。我以为，这样是在保护她。
林秀是个何等聪慧敏感的女人，她很快就察觉到了我的变化。我的疏远，像一根无形的针，扎在了她的心上。她不再主动跟我说话，脸上的表情也恢复了最初的冰冷。木屋里的空气，比我刚来时还要压抑。
我们又回到了原点，甚至比原点还要糟糕。以前是陌生的尴尬，目前是熟悉的煎熬。炉火依旧燃烧着，却再也暖不透我们之间那层厚厚的冰。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马场长突然来了。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大声嚷嚷，而是带着一脸严肃的表情，把我叫到了屋外。
凛冽的寒风中，他给我递了支烟，自己点上一根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然后看着远处被夕阳染成金色的雪山，缓缓开口：“小陈，最近场里有些风言风语，你听说了吗？”
我的心猛地一沉。该来的，终究还是来了。
第五章 一场无声的谈话
马场长的话，像一块石头，沉甸甸地压在了我的心上。我站在刺骨的寒风里，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脚尖在雪地里碾出一个又一个深坑，没有回答。
“年轻人，有冲动，我理解。”马卫国吐出一口浓白的烟雾，烟雾迅速被寒风吹散，“但是，凡事都要讲个分寸，尤其是在男女关系上，这可是原则问题。”
他的语气不重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我能感觉到，他的目光像鹰一样，锐利地落在我身上。
“林秀同志，是烈士家属，我们组织上有责任关心她，保护她。不能让一些不好的言论，损害了烈士的声誉，也影响了她本人的生活。”他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，“你是个有文化的知识青年，前途是光明的。听说你文章写得不错，场部宣传科一直缺个笔杆子。而且，今年的回城指标，我也在思考优先照顾你们这些表现好的知青。”
这番话，软硬兼施，恩威并用。前面是警告，后面是诱惑。他没有明说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，敲打在我最脆弱的地方。回城，这是我们每一个知青日思夜想的梦想。他把这个梦想，像一个香甜的诱饵，明晃晃地摆在了我的面前。
而得到这个诱饵的条件，不言而喻——离林秀远一点。
我的手在棉衣口袋里攥成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。一股屈辱和愤怒的火焰在我胸中燃烧。凭什么？我们之间清清白白，凭什么要被这样揣测和威胁？
我想反驳，想大声地告知他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。可话到嘴边，却又被我咽了回去。我能怎么反驳？在那个“捉奸捉双”的年代，没有证据的辩解，只会显得更加苍白无力。而我的任何冲动行为，都可能给林秀带来更大的灾难。
“马场长，我……我知道了。”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，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磨过。
“知道就好。”马卫国满意地点了点头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气缓和了下来，“小陈，我也是为你好。好好干，组织上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说完，他便转身下山了，留下我一个人，像一尊雪雕，僵立在原地。夕阳的余晖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显得无比孤单和渺小。
我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站了多久，直到浑身都冻透了，才麻木地走回木屋。
推开门，林秀正坐在桌边，借着煤油灯的光，在看我那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她看得那么专注，连我进来都没有察觉。昏黄的灯光勾勒出她安静的侧脸，长长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一片温柔的阴影。
看到这一幕，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。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、坚韧的女人，却要无端承受那些肮脏的流言和猜忌。
她终于发现了我，抬起头，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担忧：“你和场长……都说什么了？”
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，那些在马场长面前无法说出口的委屈和愤怒，在这一刻，几乎要喷涌而出。但我不能。我不能把这些压力再转移到她的身上。
我第一次，对她撒了谎。
“没什么。”我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“就是问了问工作上的事，还说……说我家里可能会来信，催我回去。”
我说出“回家”两个字的时候，清晰地看到，她眼里的光，瞬间黯淡了下去。她握着书的手，不自觉地收紧了，指节由于用力而微微泛白。
“哦，是吗……那……那挺好的。”她低下头，声音轻得像耳语，“城里……总是比这里好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们之间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。这沉默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漫长，更冰冷。我们都心知肚明，有些东西，已经被彻底打破了。
我躺在地铺上，睁着眼睛，看着屋顶的横梁在黑暗中模糊的轮廓。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骂自己是个懦夫，是个胆小鬼。我明明可以为她，也为我们之间的清白辩解几句，可我却选择了退缩和谎言。
赵卫东的话，马场长的话，还有那个遥远又充满诱惑的“回城”指标，像一张无形的大网，将我牢牢困住。我在这张网里挣扎，却发现越挣扎，就被束缚得越紧。
半夜，我被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。借着炉子里微弱的火光，我看到林秀正坐在炕上，背对着我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她在无声地哭泣。
我的心，疼得像是要裂开。我多想冲过去，告知她一切都不是真的，告知她我有多么敬重她，告知她我愿意和她一起对抗那些流言蜚语。
可是，我没有动。我只是死死地咬着嘴唇，把头埋进冰冷的被子里，假装自己睡着了。
我害怕了。我害怕面对她的眼泪，害怕面对自己内心的软弱，更害怕我们一旦捅破了那层窗户纸，将要面对的是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“作风问题”的帽子扣下来，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。
那一夜，我们隔着三四米的距离，一个无声地哭泣，一个无声地煎熬。
从那后来，林秀彻底变回了那个我初见时，沉默寡言、冷若冰霜的女人。她不再和我说话，不再看我，甚至连吃饭，都刻意地避开我。她用一种决绝的姿态，在我们之间划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。
木屋里的空气，冷得能结成冰。我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内疚和压抑之中。我开始盼着早点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是非之地。
我以为，只要我走了，一切就能恢复平静。她可以继续过她安稳的生活，而我，也能回到我原本的轨道上。
可我当时并不知道，有些伤害，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无法弥补。而有些亏欠，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偿还。
第六章 一包温热的鸡蛋
自那夜无声的谈话之后，我和林秀之间，便只剩下了工作上的必要交接。交接时，我们都低着头，避免与对方的目光接触，用最简短的词语完成对话，仿佛多说一个字都是多余的。
曾经那些温暖的默契，都变成了刻意的疏离。我劈好了柴，会整齐地码在炉边，然后默默走开；她做好了饭，会把我的那一份盛好放在桌上，然后自己端着碗坐到炕上去吃。我们就像两个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，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一种脆弱的平衡。
这种日子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。我开始频繁地往山下跑，借口是去场部打听家里的消息，实际上，只是想逃离那间木屋里令人窒息的氛围。
马场长似乎对我的“识趣”超级满意。每次见到我，都和颜悦色，还真的把我调到了宣传科，让我帮忙写一些宣传稿。虽然只是临时帮忙，但也让我暂时脱离了七号哨所。
我在场部住了下来，和赵卫东他们挤在一个大通铺上。虽然物质条件比山上更差，但我却感到一种解脱。在这里，我不用再面对林秀那双写满失望和悲伤的眼睛。
赵卫东看我情绪低落，以为我是“失恋”了，还故作老成地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：“兄弟，想开点。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再说了，她一个寡妇，还带着个拖油瓶，你跟她，本来就不是一路人。断了也好，省得后来麻烦。”
我没有力气跟他争辩。在他们眼里，林秀或许只是一个“带着拖油瓶的俏寡妇”，是一个无趣生活里的谈资。可只有我知道，在那副沉默坚韧的外表下，包裹着一个多么高贵和温暖的灵魂。而我，却亲手伤害了这个灵魂。
一个月后，回城的消息真的下来了。由于我写的几篇稿子在地区报纸上发表了，为林场争了光，再加上马场长的力荐，我的名字，赫然出目前了第一批回城知青的名单上。
消息传来的那天，知青点里一片欢腾。大家都在为我庆祝，祝贺我“脱离苦海”。我被他们簇拥着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劣质的白酒，脸上笑着，心里却空落落的。
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这个思夜想的梦想，终于实现了。可我为什么，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？
我的脑海里，反反复复出现的，都是林秀的身影。她在我生病时焦急的眼神，她讲起丈夫时骄傲的神情，她听到我说要回家时黯淡的目光，还有她在那天夜里，无声哭泣的背影……
这些画面，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，一帧一帧，都清晰得如同昨日。
酒席散后，我一个人，深一脚浅一脚地，朝着七号哨所的方向走去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去，或许，我只是想跟她好好地道个别，说一声“对不起”。
那晚的月亮很亮，雪地被照得一片银白。我很快就走到了那间熟悉的木屋前。屋子里亮着灯，昏黄的光从窗户纸透出来，显得那么温暖。我仿佛还能闻到，空气中那熟悉的、混杂着木柴和皂角味道的气息。
我站在门外，抬起手，却迟迟没有勇气敲下去。我该说什么？说我要走了？还是说，对不起，我辜负了你的信任？
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木门“吱呀”一声，从里面打开了。
林秀站在门口，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袄，头上依旧包着灰色的头巾。她似乎一点也不惊讶我的到来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，不起一丝波澜。
“你要走了？”她先开了口，声音很轻，却很清晰。
“……嗯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喉咙发紧，“明天早上的车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她应了一声，转身回了屋里。我以为她会把门关上，可她没有。
我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跟了进去。
屋子里的一切，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。炉火烧得很旺，水壶在炉子上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。只是地铺上的被褥，已经被收了起来，空荡荡的木板，显得格外刺眼。
她从炕上的一个包裹里，拿出一个用干净手帕包着的东西，递给我。
“路上吃。”她说。
我接过来，手帕还是温热的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四个煮熟的鸡蛋。在那个年代，鸡蛋是比大米还要金贵的营养品，是留给孩子和病人吃的。
我的眼泪，再也忍不住，夺眶而出。“林大姐，我……”
“别说了。”她打断了我，依旧是那副平静的表情，“回去后来，好好生活，忘了这里吧。”
“我忘不了！”我脱口而出，“林大姐，对不起！我对不起你！”
她看着我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，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那声叹息里，包含了太多的无奈和沧桑。
“小陈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你是个好人，只是……太年轻了。”她缓缓地说，“这里不适合你，回城去，是你的出路。我……我也有我的路要走。”
她的话，像一把温柔的刀，割得我心口生疼。她什么都清楚，她清楚我的懦弱，清楚我的挣扎，甚至还反过来安慰我。她的宽容和善良，更让我显得无比渺小和自私。
“那我走了……你……你多保重。”我握紧了手里的鸡蛋，哽咽着说。
“嗯。”她点了点头，没有再看我，只是转过身，默默地往炉膛里添了一根木柴。
我一步一步地退出木屋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我多想再回头看她一眼，可我没有勇气。
我怕看到她眼里的不舍，更怕看到她眼里的失望。
我一路跑下山，眼泪被冷风吹干，在脸上结成了冰。我没有再回头，我知道，那间木屋里的灯光，会一直亮到天明。
第二天一早，送别知青的卡车发动了。场里的领导和工友们都来送行，我看到了马场长，看到了赵卫东，却唯独没有看到林秀。
我知道，她不会来了。
卡车缓缓开动，我扒着车厢的栏杆，最后一次望向那片连绵起伏的雪山。在半山腰的位置，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模糊的、小小的黑点。
那是不是她？是不是正站在哨所的望台上，远远地看着我离开？
我不知道。卡车越开越远，那片养育了我、也伤害了我的林海雪原，最终变成了一条白色的线，消失在了天际。
我手里紧紧攥着那包还带着余温的鸡蛋，仿佛攥住了那两年岁月里，最后的一丝温暖。
第七章 远方的回响
回到上海，就像做了一场漫长而遥远的梦。看着眼前熟悉的高楼、弄堂和拥挤的人潮，大兴安岭那片冰天雪地里的生活，显得那么不真实。
父母见到我，激动得老泪纵横。他们说我黑了，瘦了，但眼神变得不一样了，像是经历了许多事，长大了。
我被安排进了区里的一家工厂当干事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写画画，出黑板报。生活安稳而平淡，就像一潭不起波澜的死水。我努力地想要融入这种生活，想要把过去彻底遗忘。
可是，我做不到。
每个夜深人静的夜晚，当城市的喧嚣褪去，那片林海雪原就会在我的记忆里变得无比清晰。我会想起破旧木屋里的炉火，想起窗外呼啸的北风，想起林秀沉默的背影，和她在我生病时，那双写满焦急的眼睛。
我常常会从梦中惊醒，梦里，我又回到了七号哨所。林秀就坐在我对面，静静地看着我，不说话。我想要向她解释，想要告知她我的悔恨，可我一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醒来后，只剩下无边的空虚和内疚。
我试着给林场写过信，向人打听林秀的消息。可信件都石沉大海，杳无音讯。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，一个离开了的人，想要再联系上远在天边的人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，也是最残忍的刽子手。它磨平了伤口的棱角，也让记忆渐渐变得模糊。
几年后，我结了婚，妻子是厂里介绍的，一个温柔贤惠的上海姑娘。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女儿。我努力地去做一个好丈夫，一个好父亲，把所有的爱和精力都倾注在这个小家庭里。
我以为，我已经把林秀，把那段往事，彻底尘封在了心底。
直到1985年的秋天。
那天，我正在单位看报纸，一则来自黑龙江的社会新闻，像一道闪电，瞬间击中了我。
新闻报道说，大兴安岭某林场的一位退休女工，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儿子，十几年如一日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报道里配了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的女人，头发已经花白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但那双眼睛，那熟悉的、清亮而坚毅的眼神，我一眼就认了出来。
是林秀。
报道里说，她的儿子栓子，在她丈夫牺牲后不久，就被他远在山东的叔叔接走了。当时通讯不便，加上后来的一些变故，她渐渐和那边失去了联系。等她有能力去找的时候，那边早已人去楼空。几十年来，她一边工作，一边攒钱，退休后，便踏上了漫漫寻子路。
报道的最后，呼吁社会上的好心人，如果有名叫“李栓柱”（栓子的大名）的、三十岁左右的男性线索，请与报社联系。
我拿着报纸，手抖得厉害。报纸上的每一个字，都像针一样，扎在我的心上。
原来，在我离开后，她又经历了这样的骨肉分离之痛。我无法想象，这十几年来，她一个人，是如何拖着病弱的身体，走过那么多陌生的城市，寻找一个渺茫的希望。
而我呢？我过着安稳舒服的生活，享受着天伦之乐，几乎快要忘记了，在遥远的北方，还有一个女人，在独自承受着命运的苦难。
那晚，我失眠了。我把那份报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几十遍，照片上林秀那苍老而坚毅的面容，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第二天，我做了一个让妻子无法理解的决定。我向单位请了长假，然后去银行，取出了家里大部分的积蓄。
“你疯了？”妻子看着我，满脸震惊，“你要去哪儿？拿这么多钱干什么？”
我看着妻子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第一次，向她完整地讲述了那个埋藏在我心底十几年的故事。我讲了1968年的那个冬天，讲了七号哨所，讲了那个叫林秀的女人，讲了那场高烧，讲了那件军大衣，也讲了那些伤人的流言和我当年的懦弱。
妻子安静地听着，没有插话。等我讲完，早已是泪流满面。
她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走过来，轻轻地抱住了我。
“去吧。”她说，“我知道，这是你心里的一道坎。去把这笔钱交给她，告知她，这不是施舍，是一个迟到了十几年的‘谢谢’和‘对不起’。”
得到妻子的理解，我心里最后的一丝顾虑也消失了。我按照报纸上提供的地址，给那家报社汇去了一笔钱，并附上了一封信。
信里，我没有署上我的真实姓名，只落款为“一个故人”。
我写道：
“林大姐，见信如晤。
从报纸上得知您的近况，心绪难平。这点钱，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能为您的寻子之路，尽一份绵薄之力。请务必收下，这并非施舍，而是偿还一份迟到了十七年的恩情。
当年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是您给了我温暖和照顾。一碗热粥，一床棉被，一份恩情，我永世不忘。而我，却由于年轻时的怯懦，给您带去了伤害。这份愧疚，在我心里埋藏了十七年。
岁月流转，当年的毛头小子，如今也已是两鬓斑白。我早已成家立业，生活安稳。但我时常会想起大兴安岭的风，想起七号哨所的炉火。那段岁月，教会了我什么是坚韧，什么是善良。
千言万语，不知从何说起。惟愿您身体康健，早日与亲人团聚。
一个故人，敬上。”
寄出信和汇款单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压在心头十几年的那块巨石，终于被搬开了一角。
我不知道林秀会不会收到这笔钱，不知道她看到信后，会不会知道是我。但这已经不重大了。重大的是，我终于为当年的懦弱，做出了一点点弥补。
这或许，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了。
第八章 风中的回信
日子又恢复了平静，但我的心境，却和以前完全不同了。那段被我刻意尘封的往事，在被重新揭开后，反而让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。我不再逃避，而是学着去正视那段记忆，正视自己当年的不完美。
我开始订阅那份黑龙江的报纸，每个星期都仔细地翻阅，希望能看到关于林秀的后续报道。不过，一连几个月，都没有任何消息。
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一封来自黑龙江的信，辗转送到了我的单位。信封上的字迹娟秀而有力，寄信人的地址，正是我汇款的那个林场。
我的心，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
我颤抖着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信纸，和一张银行的汇款单。那笔钱，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。
信纸上，只有寥寥数行字：
“陈念同志：
钱已收到，心意领了。你的恩情，我从未忘记。我的困难，是我的命，我会自己走下去。
当年的事，早已过去，你无需介怀。你是个好人，祝你一切安好。
林秀。”
信的末尾，没有日期，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名字。
我拿着那封信，反复地读着。她的字，就和她的人一样，干净、利落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泥带水。她说，“你的恩情，我从未忘记”，她说，“当年的事，早已过去，你无需介怀”。
寥寥数语，却包含了她所有的宽容和骄傲。她依然是那个坚韧的林秀，即使生活再困苦，也从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怜悯。她用这种方式，维护着自己最后的尊严。
而她，竟然还记得我，还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。
那一刻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趴在办公桌上，像个孩子一样，失声痛哭。这哭声里，有感动，有心酸，更有无尽的释怀。
她原谅我了。
她用最平静的方式，原谅了我年少时的怯懦和自私。
从那后来，我再也没有打扰过她的生活。我知道，这才是对她最好的尊重。我们就像两条曾经短暂交汇过的河流，最终，还是流向了各自的远方，再无交集。
又过了许多年，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。女儿早已成家，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我的生活，安逸而祥和。
只是，那个关于大兴安岭的梦，我依然会时常做起。梦里的场景，不再是压抑的沉默和无声的哭泣。
我梦见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我和林秀依旧坐在那间破旧的木屋里。炉火烧得旺旺的，我给她读着保尔·柯察金的故事，她安静地听着，脸上带着久违的、温暖的笑容。
梦醒后，我常常会独自坐在阳台上，泡上一杯热茶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。
我知道，在我的生命里，永远有一个角落，属于1968年的那个冬天，属于那间半山腰的木屋，属于那个叫林秀的女人。
她教会了我，在最严酷的环境里，人性的温暖可以有多么珍贵；也教会了我，在时代的洪流面前，个体的选择是多么的无力和渺小。
那段岁月，是我青春里一道无法磨灭的印痕。它或许带着伤痛，带着遗憾，但它也让我清楚了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宽恕，什么是爱。
风，从遥远的北方吹来，仿佛还带着松涛和雪的气息。
我仿佛又听到了她那声轻轻的叹息，只是这一次，那叹息里，不再有悲伤，只有风过林海般的从容与平静。
暂无评论内容